1977年5月，北京市公安局在审查期间，刘传新接获将召开批判会的通知，作为曾经的公安干部，他面临着难以逃避的命运。当天，工作人员在会场等候，却迟迟未见刘的身影，最终得知他已自杀。在被免职和逮捕之前，刘传新表现得轻松自如，曾口出狂言：“这辈子我也值了。”这句话不仅暴露了他得意忘形的一面，也反映了权力瞬息万变时的真实心理。
刘传新并非从一开始就掌握公安系统的权力。1921年，他在河南出生，后来参与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。抗美援朝期间，他随军出征，战后在第二十七军任职，并积累了权力与影响力，成为后来的公安系统关键人物。
1967年，随着北京公安局实行军管，刘传新被提拔为军管会副主任，迅速利用机会将历史问题简化为“黑窝子”和“反革命集团”，并开始对公安系统内的干部进行整肃。他宣称局里存在的“坏人”数量惊人，甚至引发中央的质疑。
尽管受到警告，刘传新依然继续他的清查，诬陷局内干部与敌对势力勾结，最终导致多名公安高层被捕，数百名警员受到审查，整个过程充满了政治化及个人历史歪曲的特征。这些行动为他争取到了进一步的晋升机会，使其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。
在1976年的清明节前，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，刘传新对此选择了强硬手段，甚至对群众使用武力，事后调查范围扩展到多个高级干部，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公安系统的强硬形象。
然而，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新的领导层上台，刘传新的命运急转直下。在1977年1月，他被免去职务并接受审查，5月接到批判大会通知后，他选择了自杀，结束了他的悲剧。随后，军管结束，新的公安局局面开始重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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